傢庭周刊新竹月子中心費用數字報

■記者郭爽整理報道 據國傢統計局數據，2017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，比2016年減少瞭63萬人，比衛計委預計的2023.2萬出生人口，又少瞭300萬人。 瞭望智庫近日刊文，稱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，原因除瞭養不起，大概就是沒人照顧小孩瞭。無論是即將為人父母，還是已經帶瞭兩三年小孩，擺在年輕夫妻面前的難題就是：誰來帶孩子。不是所有傢庭都有錢支撐全職媽媽的夢，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時間有意願帶孫輩。 上海經過3個月5個區的先行試點，8月1日起，全市各區將全面受理相關托育機構的申辦。這種“先行先試”能否補齊之前的幼托“短板”？ 三歲之前九成養育靠老人 當你願意付出一部分金錢，求助市面上專業的幼托機構幫你照看孩子，會發現偌大一個城市裡竟然難覓托兒所蹤跡。民革上海市委在2018年上海兩會期間提交的《關於構築完整幼托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議》的提案中指出，當前的托育方面，傢庭精力有限，監管機構缺位。調研中隔代養育比例達79.14%，僅9%女性願意生育二孩，不願生二孩的最主要理由是“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幼兒”，占70.59%。調研中由專業幼托機構照顧的幼兒僅1.6%，近20年公立托兒所逐年減少，目前上海僅餘托兒所21傢。企業辦托困難重重，且難以達標。對學前教育，尤其是0~3歲幼托機構存在監管盲區，不少民辦學前機構在工商、民政註冊後，再也無人監管。 上海大學“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”於2017年7月完成瞭上海都市社區調查，調查顯示，近三成的上海父母（31.7%）在子女3歲以前不參與照顧。進一步分析采用這種模式的傢庭可以得知，其中94.8%傢庭的3歲前養育完全依賴隔代養育。 三四十年前，你會發現托兒所曾經在中國遍地開花，當這些托兒所都慢慢消失後，中國也遲遲沒有形成一個正常的托兒市場。這其中既有市場和政策的因素，也受到出生人口下降的影響。不過，這並不意味著托兒所就沒市場瞭。2016年衛計委的調查顯示，即便傢裡有老人參與看護兒童，依舊有33.8%的傢庭表示有托育需要。 更重要的是，幼兒撫養不隻是傢庭的責任，這可能是更該改變的意識。 上海“先行先試” 能否補齊短板 上海市日前出臺瞭《關於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》《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》《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（試行）》正式頒佈3個月來，浦東、徐匯、靜安、黃浦和閔行5個區先行試點，現已新設11傢合法登記備案的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機構。8月1日起，全市各區將全面受理相關托育機構的申辦。閔行區表示將積極推進福利性托育機構建設，鼓勵企業、園區、事業單位興辦福利性托育機構，計劃開辦3~5傢福利性托育機構。而在浦東，今年暑期，首批兩傢托育服務機構已正式向社會開放，現有45名月齡在18個至36個月之間的幼兒享受托育服務。至7月底，除瞭已通過合法備案登記的兩傢托育服務機構，浦東新區托育服務指導中心已接受申辦咨詢199傢，指導機構辦理87傢，還有10傢新的托育服務機構正在申辦受理過程中。 而在此之前，國務院《“十三五”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》僅規定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，0~3歲階段的托育機構仍被排除在公共服務體系之外。本市情況也是如此，“上海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(2015—2017年)”主要投入建設3~6歲幼兒園階段的學前教育。從法律層面看，《教育法》涵蓋的四個階段中，唯學前教育沒有專門立法。在中國初步構建的覆蓋全民的國傢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中，0~3歲的公共幼托教育已成明顯短板。 我國的《教育法》《民辦教育促進法》等法律都提到瞭學前教育，但對托兒所性質沒有做出規定。據中國教育部數據，2016年學前教育總投入2802億元，占全部教育投入的7.2%，但是這些投入幾乎全部投向瞭幼兒園，托兒所得到的比例微乎其微。 上海民辦幼兒園約32%，但是，按照上海教育部門的統計，2016年，上海地區獨立設置的托兒所隻有區區21所，托管人數僅4342人，相比10年前減少瞭63%。然而，幼兒園“門檻”高，卻受到瞭民間資本的青睞，而托兒所這個更低“門檻”的行業，卻遭到瞭資本的冷落。簡單來講，幼兒園是一種“剛需”——幾乎所有的適齡兒童都有幼兒園服務的需求，有更大的價格空間。而托兒所服務則存在很多“備選”，親戚、朋友、保姆等，使得托兒所不可能有太大的價格空間。正因如此，托兒所才沒有得到資本的青睞。 （下轉第2版） （上接第一版） “他山之石”幼兒托管的“丹麥童話” 幼兒園，屬於學前教育，這是世界的共識。然而，幼兒托管，其保育和教育兩項功能交織，其教育內容更多涉及人之本能——說話、走路、吃飯、玩耍皆教育，而非規范的經驗知識。在性質上，它們是否屬於教育，在國際上有不同的認知。一般來說，幼兒托管分別由社會福利部門、衛生部門、教育部門管理，或者，由多部門共同管理。 正是由於界限模糊，發達國傢在制定法律時，一般將托兒所與幼兒園一並納入。整體上，托兒所與幼兒園監管標準差異並不大。那麼，幼兒托管究竟該由市場還是政府來主導？在國際上有兩種典型模式： 其一，以丹麥等北歐國傢為代表，幼兒教育作為公共服務主要由公共機構或非盈利機構提供服務，政府承擔絕大部分成本，費用按照傢長的支付能力確定。 其二，以英美等國傢為代表，主要由私人組織提供服務，政府通過稅收返還等方式向雇主（雇主為員工提供企業托管服務）和傢長提供補貼，傢長按市場價格支付。 從入托率、托管費用的傢長負擔、從業人員素質等指標來看，北歐模式顯然更勝一籌。特別是丹麥這個童話王國，為本國兒童提供瞭世界上最好的幼兒教育服務。 首先，從普遍性來看，丹麥3歲以下兒童的入托率達67%，其中1歲以下19.1%，1歲和2歲則分別高達89.3%和93.2%；3歲以上幼童入園率更是高達97%。相比之下，美國入托率不足40%，OECD國傢平均約25%。據報道，中國入托率可能低於4%。美國60%左右的入園率甚至略低於OECD國傢平均水平。 其次，從傢長負擔看，丹麥傢長支付的托管費用最多不超過成本的25%，其餘為地方政府支付。 平均而言，傢長支付的入托費用隻占傢庭收入的9%，低於美國衛生部制定的傢長支付能力標準（托管支出不超過傢庭收入的10%）。比如，2歲以下的幼童日托年收費僅4400美元，低於中國很多城市。 而美國很多傢庭則是不堪重負，平均而言，傢庭收入的27%要用於幼兒托管服務，高於OECD的平均水平（約16%），全美有31個州的托兒收費超過大學收費，首都華盛頓托管年收費雄踞全美第一，高達2.3萬美元，紐約州、加州也分別達1.4萬美元、1.2萬美元。即便是由雇主為員工提供的福利，收費也不菲，如著名科技公司Google員工托兒所年收費高達2.9萬美元。 第三，在服務質量方面，丹麥3歲以下的托兒所的員童比（幼兒與托管中心的員工之比）低至3.3，而美國則是5以上。 第四，在影響服務質量的另一個重要指標——員工收入方面，丹麥保育員的平均時薪都有25美元，是美國員工的2倍以上（時薪僅10.2美元）。並且，丹麥的托兒所的員工全部享受社會保險等福利，而美國的85%同行隻是零工，沒有能夠享受這些福利。 第五，在政府財政支出方面，丹麥的花費同樣是高居榜首——丹麥GDP的0.8%以上用在瞭托兒所服務上，而美國還不到0.1%。 不能把托兒所 完全交給市場 父母需要托兒所服務，但托兒所服務的幼兒並不能向爸爸媽媽描述服務體驗，即便是通過監控也難以解決。在很大程度上，父母選擇服務受空間約束（如傢或者辦公場所附近），這使得服務的競爭性大為削弱。更重要的是，事後的處罰和賠償，以及市場力量對差的托兒所的淘汰，都無法補償幼童所受到的傷害。 可以說，托兒所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服務，市場並不能完全發揮作用。 舉個例子，2005年，荷蘭對幼兒教育行業進行瞭放松管制改革，將行業標準交由市場主體協商確定，結果，綜合服務水平得分從2005年的3.6降到3.0；2001年，被評價為“不滿意”的幼托機構隻有6%，到瞭2008年，上升到49%。2011年，荷蘭政府不得不重新恢復瞭強制質量標準。 即便是相對市場化的美國，各個州也都設定瞭質量標準，如員童比、場地、員工資質。並且，聯邦政府、州政府和城市政府都有相應財政支持政策。 以紐約市為例，聯邦政府最高可以退稅2100美元，州政府最高可以退稅2310美元，市政府最高可以退稅1733美元。 聯邦政府還有各種項目，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支持。對於雇主為員工提供托管服務的，有的州規定雇主托管服務支出的50%可以申請抵稅。 重視財政投入 及雇主責任 除瞭財政投入外，很多國傢都相當重視雇主責任： 荷蘭要求雇主負責兒童托管和學前教育費用的1/3(如夫妻雙方分屬不同的公司，則各自負責1/6)； 英國雇主以各種方式負擔瞭約27%的成本，而政府對雇主承擔的成本一般都給予稅收優惠或抵扣。 在財政投入不足的當下，政府更應該鼓勵雇主為員工提供幼兒托管服務。很多研究表明，雇主提供幼兒托管服務有利於提升員工工作效率和忠誠度。 由於雇主提供的服務靠近傢長，且一般都不以贏利為目的，應對其降低辦托門檻。 以場地標準為例，特大城市由於土地資源緊張，不應該按照傳統的獨立幼兒園的建設標準來要求雇主。 在我國香港地區的托兒所，生均使用面積為3.3平方米（包括輔助功能室在內的室內活動場所，活動室為2.8平方米），沒有室外場地的，則要求在室內活動室標準基礎上再增加50%，也就是說生均使用總面積僅為4.7平方米。 日本東京標準更低，1歲以下幼童使用的室內活動室面積標準為1.98平方米，1~2歲為1.65平方米。室外活動場所不作強制要求，隻有推薦標準。 OECD國傢室內活動室的平均標準也隻有3.6平方米。 加強對從業人員的監管 幼兒教育服務質量標準不能降低，從業人員的監管必須更加嚴格。 教育部《幼兒園管理條例》規定：幼兒園園長、教師應當具有幼兒師范學校（包括職業學校幼兒教育專業）畢業程度，或者經教育行政部門考核合格。保育員應當具有初中畢業程度，並受過幼兒保育職業培訓。 從實踐來看，不論是幼兒園還是托兒所，中國的從業標準與國際標準差距並不算大，主要問題是有關從業資格的要求沒有實際落實，很多從業人員幾乎沒有獲得過規范的培訓認證。 上海對托兒所從業人員資質規定：早期教養指導人員應具有高中以上的學歷，有育嬰師以上的職業資格或幼兒園教師的職業資格，對2歲以下兒童實施早期教養指導人員必須經過育嬰師職業資格培訓。 可以比較的是，紐約規定，托兒所負責1歲以下幼兒的老師必須具有幼教專業的大專學歷（Associatedegree），或者取得紐約兒童教育認證(CDA),或者高中學歷。負責2-6歲的老師，必須獲得紐約州的教師資格或者已註冊獲得有關認證，並接受過早期教育培訓。 此外，所有從業人員需要註冊上崗（如香港），並建立全國從業人員從業及培訓記錄數據庫，才能真正落實從業人員資質要求，防止經營者為降低成本，在獲得許可後招用低素質不符合條件人員。這也可以使得從業人員不敢違法，一地違法，就會全國禁入。 幼童缺乏基本的識別能力（不能識別虐待行為）、對抗能力（不能拒絕或反抗）和表達能力（不能講出遭到的虐待），是虐童事件頻頻發生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除瞭學歷資質，加強從業人員任職前的犯罪和虐童背景調查、把壞人擋在門外，也是國際通行做法。 此外，如果把內部監控變成網絡監控（如傢長可以憑密碼隨時查看，監管部門可以隨時抽查），把從業人員的“私人空間”變成“公共空間”，效果應該會更好。 總而言之，幼兒教育，不光是傢庭的撫育責任，還關系到社會勞動力利用效率（專業幼兒教育更有效率），也關系到人口繁衍，更是國傢的希望和未來。社會有責任承擔相應的成本，國傢必須拿出更多的錢來支持這個行業，必須鼓勵更多的雇主為員工提供服務，必須吸引更多的合適的人進入這個行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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